作者／ 安卓恩‧歐文

弔詭的是，自從我開始投入這個研究領域以來，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許多被診斷為植物人的病患家屬，在沒有任何臨床或科學證據的支持下，始終深信他們所深愛的那個家人擁有清醒的神智。這些家屬和病患說話和互動的方式，就如同該名患者真的具有意識一般。

為什麼呢？是這些家屬對患者的心理狀態比較敏銳嗎？還是他們在判斷意識上有特殊的第六感，能夠察覺到就連布萊恩這類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也看不出的蛛絲馬跡？我個人認為，這些家屬病患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力，能看見我們這些專業人士所不能見之細微意識徵兆，或許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了解患者。

對任何一位評判患者意識狀態的專業人士(通常是神經科醫師)來說，他們看到的往往是這些病患因為重大意外，腦部受到重創的樣貌，對他們原本健康的樣子一無所知。

換句話說，每一位評估傷患意識狀態的醫師「只知道」患者「出事後」的模樣，但家屬卻不然。

這些家屬在患者出事前便和他們有多年的相處經驗，對患者原本狀態的瞭解度必定比醫師高出許多。再者，與醫務忙碌的醫師相比，一般來說家屬花在患者身上的時間也多出許多。

畢竟醫師要照顧的病患不只一個，分配給每位患者的時間相當有限；相對的，許多家屬則會時時刻刻、日日夜夜的守在患者的床邊，只希望不要錯過任何一絲一毫可以證明患者有意識的細小徵兆。

因此，假如患者有意識，第一個發現的人是家屬也不令人意外。

只不過，家屬如此無私的付出時間和精力，有時候也會助長了他們渴望看見患者狀態有所改善的念頭，任何一絲徵兆都會被他們放大解釋。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容易落入心理學家稱之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狀態。

簡單來說，就是只執著於有利自己主張的事證，而沒有客觀地考量全局；在意識灰色地帶這門科學裡，確認偏誤是個大忌。

倘若你深愛的人躺在病床上，僅有一縷細線讓她的生命沒有徹底墜入另一個世界，你肯定會死命抓著那條線不放，想要將她拉回人間。

(圖片來源：pixabay)

你也肯定會渴望她知道，你一直在她的身邊陪著她。或許你會握著她的手跟她說說話，並要她如果有聽到你說的話，就捏捏你的手，沒想到有一天，她真的這麼做了！

你明顯感覺到她輕柔捏握你手掌的那股力道。你覺得當下你會做何反應？你很可能會這麼想「她真的依你的要求做出了回應，她一定是神智清醒！」這樣的推論看似無懈可擊，但遺憾的是，在科學上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因為科學講究再現性(reproducibility)。

我們所處的世界，巧合無所不在。比方說，有時候我們拿著相機對猴子說「笑一個」，牠們可能真的好巧不巧地朝著鏡頭咧嘴。又或者，有時候我們逗弄著懷中的嬰兒，開玩笑地要他們告訴我們現在是幾點鐘，他們也可能出其不意地指向牆上掛的鐘。

同理可證，有時候我們極度渴望植物人有所反應，要求他們「如果有聽到我說的話，就捏捏我的手」時，他們說不定就會如此恰好的做出了這個反應，讓我們的心情大振，以為奇蹟降臨。

但是這類結果能夠一再重現嗎？萬一下次你再要求他捏捏你的手，他卻毫無反應呢？無奈的是，一廂情願的我們，往往會選擇忽略這些時刻，任憑「確認偏誤」左右我們的判斷力。

心理學家常常用星座學來說明「確認偏誤」的影響力。就算是聰明絕頂或受過教育的人，許多人或多或少都相信，天上星星和星球運行的位置與人格特質有一定的關聯性。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相信這些毫無科學根據的理論？

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原因大概是因為我們天生就比較容易採納腦中已經知道的資訊。

舉例來說，假如我們遇到個性頑固的人，之後又得知他們是金牛座，這些資訊就會讓我們的大腦想起：我們「確實知道」金牛座的人就是有一點頑固；同時，大腦也會因此強化這個(錯誤)信念在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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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如果我們碰到其他個性頑固，卻非金牛座的人時，並不會讓我們的大腦想起這兩者(人格特質和星座)之間的關聯；也就是說，我們大腦裡的記憶不會因此有任何變化，我們先前堅守的錯誤信念依舊會儲存在我們的腦袋裡，既不會增強，也不會減弱。

想要揚棄你腦中錯誤的信念，你必須意識到兩件事，一為你認識的固執者裡也有不是金牛座的人，二為金牛座者並非全都固執。如此一來，最終你的大腦才會知道，原來你的這個星座信念根本毫無根據。

太過年輕或是歷練不多的人特別容易落入「確認偏誤」的陷阱裡，因為他們的經驗不足，往往無法跳脫既定的認知，以比較全面的眼界去客觀看待周遭的人事物。

「確認偏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常會把紅頭髮的人和暴躁魯莽畫上等號。每當我們碰到一頭火紅頭髮，又脾氣暴躁的人，很快就會想起這兩者之間的連結，並強化兩者的關聯性。

然而，面對一頭紅髮卻冷靜溫和的人時，我們往往會視而不見他們和這個信念之間的衝突性。身為一個紅髮人，我很清楚「確認偏誤」對偏見有一定的影響力，因為我已經不只一次被完全不認識我的人誤認為是個衝動火爆的人。

更廣義的來說，確認偏誤還跟我們的信念和信心息息相關。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多年前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到當地一間衛理教會的教堂做禮拜，聽著台上的牧師讚揚一名年輕女孩成功抗癌的畫面。

這個女孩在抗癌的過程中，一直都有來教堂做禮拜，眾人也齊心為她虔誠祝禱。「這就是祈禱的力量」牧師說。我在醫院對抗霍奇金氏症時，曾經為此困惑過，因為當時我身邊許多不敵癌症辭世的病友，也跟我信一樣的宗教，並擁有一群為他們齊心祝禱的教友。

不過，現在若要我平心而論，我會說整體看來，「祈禱的力量」給你的頂多是一線希望。話雖如此，但確認偏誤對我們的影響無所不在，只要我們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那麼確認偏誤就會讓我們的眼中只看得見那些迎合我們信念的跡證—儘管它們明明充滿矛盾。

(圖片來源：pixabay)

身為一名研究意識灰色地帶的科學家，我非常清楚認知偏誤是怎麼一回事，它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但周旋在這些患者的家屬之間時，我卻發現自己對確認偏誤的了解，常讓我自己陷入一種兩難的處境。

尤其是面對那些不願接受患者沒有反應，總會找一大堆理由為患者的表現辯駁的家屬。他們會說患者「剛好累了」、「藥物讓他想睡覺」或者是「她心情不好才不想回應我們的要求」等等諸如此類的理由，不斷執著於他們在患者身上看到的一次偶然回應，卻忽略了患者無數次毫無反應的事實。

確認偏誤還只是讓家屬堅信患者有反應的一半原因。現在試想一下，你「不在」病床旁邊時，患者獨自在病房裡的畫面。說不定該名患者的手本來就會規律地做出抓握的動作，就算沒有任何人從旁給予明確的指示也不例外。

這樣的舉動毫無意義，它就跟你不自覺地想搔抓發癢的皮膚一樣，是個完全無關乎意識的自發性動作。縱然你提出要求後，確實感受到病床上那個你深愛的人捏握你的手，但你離開病房，她獨處之時，其實她的手依舊會再次做出捏握的動作。

換而言之，她的手之所以會有捏握的動作，根本跟你或你的指令沒有關係，然而你卻毫不知情。在臨床上，患者獨處時的反應就像無聲的證據，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就跟你親眼見證的反應一樣重要，只不過這些證據在缺乏目擊者的情況下，往往永久不見天日。

(圖片來源：pixabay)

上述的兩種現象—「確認偏誤」和「無目擊者的反應」—皆促成了我們分外看重自己眼前所見反應、堅信患者有意識的結果，因為它們讓我們徹底忽略了患者沒有反應或是在我們視線之外的反應。

在統計學上，其實這些數據的地位都同等重要，因為若要客觀的評估患者的狀態，一定要把這些數據通通納入，方可全面性的考量。

當時我完全不曉得史考特的家人究竟是落入確認偏誤的思考模式中，還是真的從史考特身上感受到了一些我們這些醫療人員和科學家檢測不到的反應。以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比較傾向採納前者的想法，可是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我卻想無條件接受後者。

我想，只要曾親眼見過史考特的家人對史考特的無私付出，大概都會被他們對史考特的愛深深感動。

姑且不論他們的堅持是否具有科學根據，但他們堅信史考特神智清醒的信念著實令我動容。儘管我探視史考特的時候，他已經出車禍十餘年，可是他們對史考特的關愛和支持依舊不減，並持續感受到史考特對他們的回應。

有誰的心能夠不被他們對史考特的偉大奉獻動搖？即便如此，但不論我們試了再多次，都無法讓史考特在符合科學標準的情況下重現任何肢體上的反應。

(圖片來源：pixabay)

我們把鏡子拿在他面前，請他看著鏡子—毫無反應；我們請他摸自己的鼻子—毫無反應；我們請他伸出舌頭—毫無反應；我們請他踢球—毫無反應。

我們對他要求的這些指令全都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動作，過去已經在全球數百名嚴重腦傷的患者身上一再獲得驗證。由此可知，布萊恩的診斷確實沒有錯，當時的種種跡象的確都指向史考特處於植物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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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大腦裡的人：揭開腦死、昏迷、植物人的意識世界，一位腦神經科學家探索生與死的邊界》作者／ 安卓恩‧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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