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安養院老闆娘的告白：我做黑心生意

早期長照機構往往背負著「助人不孝」的臭名，但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老人照護受到重視，民間的私人養護機構扮演吃重角色。但是小型養護機構夾在市場需求現實面和政府政策中間，有什麼說不出的苦？

天下雜誌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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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怡廷

「幫我弄大便的是大學生，」台灣長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張邁轟憶起22年前，長輩曾向他這麼說。

台科大營建工程系畢業那年，張邁轟碰上景氣不好、工作難找，便和太太宋淑娟回家鄉后里，蓋長照機構，「做別人不要做的事。」

他翻著貼滿標籤的「老人福利法」細數長照業的變化。過去，台灣的重度失能長輩，多由家族經營、未立案的私人機構照顧，但品質參差。「早期機構的確讓人印象不好，但我們努力把事做好，」他說。

入行那年，政府開始規範機構品質，他提出申請，成為全台最早立案的小型機構。

2013年，在工廠圍繞的鄉間小路，張邁轟蓋了第二家小型機構「愛老郎」，整棟建築由他設計，一樓是挑高的迎賓大廳，二到四樓各有客廳與長輩住所。這和一般印象中陰暗、空氣瀰漫異味的小型機構不太一樣，2016年得甲等評鑑。

但他們無奈，近年物價、人力漲，法規、評鑑也嚴格，但長照2.0對近八百家散布台灣各地、長期耕耘的小型機構業者卻無扶植，反倒不友善。

宋淑娟反諷，「政府把我們當賊，認定我們一定是壞人，我已經習慣了，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紹都說：我是黑心安養中心老闆娘！」

(圖片來源：photo AC)

以下是他們的告白：

過去，我們是被討厭的行業。市場攤販不賣菜給我們，民眾還會罵「你們助人不孝！」長輩的家屬，也從不邀請我們參加告別式，他們不想讓親友知道：長輩住長照機構。

但後來不一樣了。6年前，我們第一次受邀到告別式，家屬請我們站起來並說，「謝謝你們。」這讓我們當場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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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轉變是台灣老得太急太快了，家庭功能也萎縮，需求大幅提升——長輩出了醫院、回不了家的狀況變多。家屬往往真的沒辦法了，才把長輩送過來。

過去，家屬也總要親自到機構看看，才訂位，但現在常常一通電話打來問，「有沒有床？」有床就訂了，因為家屬說，他們總找不到床位。「愛老郎」成立不到兩個月，49床就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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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年來，政府對我們並不友善，長照2.0也排除機構。評鑑還增加到五百多條，這讓我們的人力喘不過氣，到底是病人重要，還是評鑑重要？

(圖片來源：istock)

照服員、護理人力也很吃緊。如「長服法」上路後，隨時要有一名護理師上班，若有插管的長輩入住，每15床則要有一個護理師或照服員。我們要跟醫院搶護理師，找不到人，只好「老僧出馬」。我們夫妻倆到護理專科念了兩年書，今年還到補習班衝刺兩個月，終於考上護理師證照。

▍要馬好，又要馬不吃草的制度

品質提升是好的方向，但各種要求增加，政府卻用行政程序的技術干擾，打壓機構價格。過去十幾年來，有些機構一床收費在兩萬五上下，無法漲價。

但當收費不合理，每家機構都要有盈餘時，就一定會「偷」，如：超收「黑牌」床。

前陣子，中央找我們去討論這問題。我說，超收床本就違法，要罰多少都可以。但政府應該要根本探討，「為什麼超收？」很多同業跟我說，「沒辦法啊，收費不能漲，我沒辦法賠錢。」

最近，政府才開始願意談漲價。我們希望制度多點彈性和友善，小型機構和這裡的長輩不是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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