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下班時間：夾在育兒與育老之間的照顧者人生

傍晚五點半，在非營利組織（NPO）擔任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小郭（化名），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走出辦公室。她沒有時間停下來喘息，而是湧入下班尖峰時刻的人潮，跳上公車，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下。

這段40分鐘的公車路程，是她整天裡最奢侈的安靜。窗外的路燈一盞一盞亮起，倒映在玻璃上，像是一場無聲的慢動作電影。在公車引擎微弱的震動中，她不必接電話，不必回應個案的需求，更還沒開始面對家中的照顧瑣事。

自從父親確診失智後，她的下班生活有了新的路線：先去父親獨居的租屋處，在半小時內確認他今天有沒有吃飯、血壓有沒有正常，然後再轉身，趕回等著她的另一個家，那裡，還有她自己的孩子。

同時身兼母親與女兒身分，小郭每天在兩種照顧身份之間來回奔波。這樣的每一天，從三年前開始，至今沒有停過。

突如其來的失智，打亂所有生活節奏

「那時非常不知所措，因為我是唯一的照顧者，但我還有自己的家庭，真的疲於奔命。」小郭回憶父親剛發病時的那段日子，語氣裡仍帶著當時的慌亂。父親曾因失智走失，一個人走到跌倒受傷，被路人送進急診。

身為NPO的員工，她擁有相對友善的工作環境，但第一線服務的工作性質讓她無法輕易抽身，只要請假一天，那份服務量就會壓到別人身上，「造成他人麻煩」的愧疚感，是她心裡揮之不去的重量。

告訴主管「我爸失智了」，需要很大的勇氣

直到她意識到，這不是短期的事。「感覺就是一個長期抗戰，我不說不行」她說。

開口之後，主管相當能理解，同事也願意多幫忙一些工作。這樣的結果，在台灣的職場並不是理所當然，她很清楚自己是幸運的。即便如此，開口的那一刻，心裡難免仍然擔心著：「說了之後，主管會不會開始重新評估她工作上的合適性」？

這個疑慮，是許多在職照顧者每天獨自承受的隱形重量。他們不確定坦承是否安全，於是選擇沉默，請假只說「有事情」，把照顧的事藏在自己心裡，不讓職場看見。

七天假，還不夠讓人把事情安頓好

訪談中，小郭提到一個台灣職場罕見的福利：她任職的單位提供一年七天的有薪家庭照顧假，優於《勞動基準法》的無薪規定。然而，對於失智症這種長期且多變的照顧歷程，七天所能處理的，不過是眼前最緊急的狀況。

「目前法規規定一年七天，其實完全不夠。」小郭說，在最初發現病況、最為不知所措的那段時間，照顧者真正需要的是一段約一到兩個月的緩衝，用來完整對接長照資源、跑完所有醫療檢查，讓自己的心理也稍微調適過來。她認為：「如果一開始能有這段時間好好安頓，後續的職涯與照顧之路也許能走得更順」。

這讓人想到台灣成熟的育嬰假制度。社會早已形成共識，讓迎接新生命的父母擁有薪資補貼與留停後盾，在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站穩腳步。然而，當父母逐漸老去的照顧重任悄悄降臨時，制度的腳步，似乎還沒能跟上這個現實。

那段 40 分鐘的公車路程，小郭每天去程一次、回程一次，日復一日，三年了。

「感覺就是一個長期抗戰」這是她說過的話，說的是自己的經驗，但同時也是台灣數十萬名在職照顧者，與這個社會之間還未走完的距離。他們沒有離職，他們仍然在撐著，用自己的時間與沉默，填補制度還來不及覆蓋的空白。

對小郭來說，最奢侈的願望，不是逃離照顧，而是能在最混亂的時刻，擁有一點點「停下來」的權利。

這份渴望，也讓我們不得不回頭思考：當社會已經準備好迎接每一個新生命的到來、給予育兒者足夠的假期與體諒，我們是否也準備好，去接住那些正陪著父母慢慢老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