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沒有被搶救活下來,會不會比較好?漫長又傷心的真實故事-《愛的最後一幕》
如果你沒有被搶救活下來,會不會比較好?漫長又傷心的真實故事-《愛的最後一幕》
救護車在酒館前面停下,警笛四起,燈光閃爍,一群人衝上樓,把馬修扛到擔架上,載我們前往龐特佛雷特市立醫院。我嚇壞了,但盡量讓自己保持冷靜。我知道馬修可能會死。抵達醫院後,醫務人員一陣驚慌。
寶瓶文化
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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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凱西‧瑞森布克
車禍發生後的九個月,爸媽和醫務人員開了一場不甚樂觀的病例會議。大腦掃描顯示馬修又出現顱內出血和中風的現象。
受損區域不多,但有受損的,都是一些關鍵部位:語言區和主運動區。我們專注在正面的消息上。「受損區域不多」,我們對自己說。聽說大腦可以經由學習創造出新途徑。我們想繼續努力。
醫院無法繼續收留馬修,床位需要讓給其他成功機率較高的病人。又說他不適合復健部門,因為他進展不大,治療師無從訓練。他們建議把馬修轉到斯肯索普綜合醫院或古爾地區醫院,但我們決定在家照顧他。這樣至少我們能夠全家人在一起,不必擔心不在馬修身邊時他發生了什麼事。
醫院支持這項決定,並將餵食管直接插進馬修的胃裡,這樣我們就不再需要更換,每次餵食前也不必再用石蕊試紙測試。少了一條管子掛在鼻孔外,馬修看起來好多了,但我們覺得這等於開了倒車。
我們本來希望他能夠進步到用嘴巴進食,胃造口導管彷彿間接承認了他的病情是永久性的。他每週有三天要去古爾醫院進行物理治療,里茲醫院的治療師遞給媽一封信,請她交給那裡的治療師。
「妳打開那封信看見植物人這個字眼的話,希望妳不要難過。」他輕聲說。「這只是我們用來描述病情所用的詞彙。」媽沒有打開那封信,但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有人以這個字眼形容馬修,說不難過是騙人的。
馬修要回家了,要準備的事情不勝枚舉。不是彩帶和氣球,而是各種專業設備──防止褥瘡的波紋床墊、病人移位機、洗澡床和輪椅。一位轄區內的護理師會定期打電話來,早上洗澡時會有人到家裡幫忙,有群人會輪班坐在馬修旁邊,讓我們可以繼續在酒館工作。
(圖片來源:istock)
我花了很多時間和馬修一起坐在沙發上。我會播放車禍前我們時常一起看的喜劇片。他坐著的時候旁邊一定要有人陪,免得咳嗽或失去平衡跌倒,所以我會拿枕頭放在他一隻胳膊底下撐住,然後在另一邊依偎著他,摟住他的腰,臉貼在他的胸前。
我會把他的手臂拉過來抱著我,牽起他細長的手指,兩人十指交扣。有時候我會閉上眼睛,幻想車禍從未發生。有時候我會哭,聲音很輕很輕,因為我不想讓他知道,然後讓眼淚落在他的衣服上。
就在幾個月前,我們才和他的一個朋友坐在這張沙發上。他那朋友不停搔我的腳底。
「如果你企圖想要和我姊上床,請別在我面前這樣做。」馬修曾說。每次他稱我是他姊姊的時候,我都覺得很驕傲。我好奇他還知不知道我是誰,如果我仍存在於他腦中某個地方的話。
我們看過一部法國抵抗運動的電影。我一路哭到底,馬修卻始終不為所動。
「你怎忍得住不哭呢?」電影結束後我問道。
「我從不為捏造的事情哭。」
「可是那是真實故事改編的。」
「喔,要是知道的話,我可能會哭。劇情真的挺傷心的。」
現在他困在屬於自己那漫長又傷心的真實故事裡,由我在一旁親眼見證。
車禍發生的隔年八月,馬修突然出現一次嚴重的癲癇,當時我們正一起坐在沙發上。起初是一陣可怕的噪音,像介於咆哮和尖叫之間的聲音,接下來他的臉開始抽搐,手腳快速抖動,眼睛往後腦勺翻,只剩下眼白,嘴唇也開始發紫。
(圖片來源:pixabay)
我不得不朝樓下的酒館大喊救命。爸媽去了古爾休閒中心游泳,聯絡不上他們。我們打電話給醫生,他立刻叫了救護車。
救護車在酒館前面停下,警笛四起,燈光閃爍,一群人衝上樓,把馬修扛到擔架上,載我們前往龐特佛雷特市立醫院。我嚇壞了,但盡量讓自己保持冷靜。我知道馬修可能會死。抵達醫院後,醫務人員一陣驚慌。
我想他們以前想必從沒見過像這樣的情況。他們企圖在他的手臂上找出一條靜脈,透過注射藥物讓癲癇停止,卻怎麼都找不到血管。
我不斷告訴他們沒用的,他的血管已經硬化,必須從他的腳上去找,但他們根本不聽我說,在他揮舞四肢的同時拚命扎他的手臂。我不忍心看下去,站在窗前,含淚低頭看著停車場。
我讓馬修失望了。我明知道我越慌張,他們越不會聽我的,但我無法控制自己。要是媽在這裡,一定可以清楚傳達訊息。最後他們終於放棄扎他的手臂,在腳上找到一條血管。馬修穩定下來,隔天就出院了。
生活變得面目全非,但我們覺得很幸運,他仍在身邊可以去擁抱,去疼愛,去期盼。「至少我們仍有我們的馬修。」我們有位客人的小嬰兒死掉時,媽曾經這樣說。「至少我們仍有他在身邊,可以對他說我們愛他。」
有位天主教的神父定期會前來拜訪。他年事已高,連爬樓梯都有困難,每次來的時候總是氣喘吁吁,大汗淋漓。我們私下開玩笑說將來可能不得不打電話請另一位神父過來替他主持臨終聖禮。
我們從未請他過來,但由於搬來斯內斯前,我和馬修在卡爾頓上過兩年的天主學校,所以他八成以為我們是天主教徒。我們一直不太確定該做些什麼──請他
喝茶?喝酒?給他錢?老爸對神父充滿許多痛苦回憶,他的童年印象裡,神父會拜訪那些最窮困的人,從他們身上撈錢。
(圖片來源:istock)
有一次神父來到家裡的時候,媽正在幫馬修修指甲。「他的指甲和頭髮還會持續生長就是生命的跡象。」他說。還有一次,他過來時喘得特別厲害。他問:「馬修第一次領聖餐是什麼時候?」「他沒領過。」媽說。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律師和醫生來家中拜訪,評估馬修的狀況以申請索賠以及撰寫有關他的報告。所有人都判斷他是植物人,沒有康復的可能,但我們並不買帳,絲毫沒有放棄希望。
最讓我心煩的是從「另一邊」過來的那些人──也就是駕駛的保險公司──他們完全專注在盡可能付越少錢越好的想法上,而且永遠像要抓住我們的把柄似的。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把柄可以抓。我不明白他們為何不能表現得光明磊落些,給我們多一點尊重。
有一天,媽正在對保險公司派來的一位小姐解釋她的生活有多大的改變。不但沒有和孩子們討論大學生活和大學課程,反而得放棄自己的事業,成為殘疾設備的專家。
「怎麼說呢。」那位小姐說。「生活本來就不是樣樣都能照計畫順利進行,不是嗎?」
我們倒是很喜歡蕭老師的拜訪。她是馬修以前的班導師,同時也是他的英文老師。馬修一直對科學比較有興趣,這也是他轉學的原因。因為我們在卡爾頓的那間學校只有提供基礎科學的GCSE證書,並沒有物理、化學和生物的分科。
不過等他適應了在斯內斯的新家後,可能不必再和我做比較,於是開始愛上蕭老師教的英文。「即使他再怎麼調皮搗蛋,我也沒辦法對他發脾氣。」她含淚笑著說。「他充滿了魅力。」
馬修回家不久後,波莉就去世了。馬修發生車禍後,她失去了快樂,日漸消沉。我們的一個客人帶她去獸醫那邊做子宮切除手術,但手術過程中她心臟病發作。
客人回來告訴我們這件事,但爸媽帶馬修去做物理治療了,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她哭個不停。「我真的很遺憾。」她說。「我知道失去狗狗的感覺有多糟糕,就像失去一個孩子一樣。」
(圖片來源:pixta)
我好怕自己不小心笑出聲來。考慮到馬修的情況,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可笑。我心想,起碼波莉死得很快。那是我第一次允許自己去想,哪怕只有一下子,去想如果馬修當初沒有活下來,是不是對他比較好。
我想像以前的我肯定會為波莉哭到不行,如今卻什麼都沒有留給她。我把所有的悲傷都給了馬修,無法為他可憐的狗擠出半滴眼淚。
我察覺到我變得比較鬱鬱寡歡,經常發脾氣,雖然我很努力不要表現出來。我要嘛站在吧檯後面,要嘛待在酒館裡,面帶微笑聽著那些為馬修的意外而心痛不已的客人說話。
但不知怎地,他們總覺得自己也是這個意外的一份子。他們會告訴我,他們是多麼傷心欲絕,當初聽到消息時人在哪裡,與馬修最後一次說話聊些什麼。
「我把那孩子當作親生的一樣疼愛。」他們說。起初我覺得很感動。所有人都愛他,這樣說真好。但後來我漸漸生厭。我點頭微笑,很清楚他們的孩子平平安安,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生活成了什麼模樣。
「真的嗎?」我想說。「你真的認為這是你的悲劇?你和我們有同樣的感覺?因為如果是真的,那你就是瘋了。」
我討厭有人把上帝搬出來說,彷彿整件意外是某種偉大計畫的一部分。有個虔誠的教徒對我說過:「這種事情就是上帝測驗我信念的時刻。」我相信他沒有惡意,但我氣壞了。他竟然擅自把馬修的可憐遭遇拿去當作他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沒有人喜歡我。有人想要和我聊聊馬修的時候我會生氣,但他們不再過問,不想來看他的時候我也會生氣。發生悲慘事故陷入昏迷是很刺激,但下半輩子大腦嚴重損傷就是另一回事了。
大家不想看到他。他們愛過他──雖然沒有真的像親生一般疼愛──但他們愛過他──看到他這般劇變讓他們很痛苦。
(圖片來源:unsplash)
有一天,我故意把沸騰的熱水壺往手臂上倒。我事先沒有計畫,但正當我站在那兒等開關彈起來之際,突然想到用身體的痛分散心裡的痛。我非試不可。
燙傷的感覺痛苦極了,遠遠超乎我的想像。我的手臂布滿水泡,看得出來我必須去醫院一趟。我戴著老爸去杜拜出差買回來給媽的六條駱駝手鍊。手鍊溫度變高,在我的手腕上燙出一條條水平傷痕。我打電話叫了一輛計程車,直奔醫院。我哭個不停,因為我覺得自己像個白癡。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我是故意的。
醫生說他們可能得切開手鐲,但我不忍心這些美麗的手鐲因為我的愚蠢而被毀掉,所以我深吸一口氣,把手鐲從燒焦的手臂上拔下來。傷口包紮好後就回家了。
情況相當不方便,因為我連續好幾天不能上班,而且我覺得自己很不負責,是個騙子。每個人都對我那麼好,我根本就不配。然而,儘管手臂的傷很痛,我也因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卻從未感覺到心中的痛減少一絲一毫。
我努力學著面對我們家的新現實。我開始酗酒,但我們認識的很多人都是這樣,所以沒人真的注意到。我沒想到那些常來光顧的客人並不適合作為正常飲酒習慣的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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