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自決權」是把痛苦的責任丟給患者，換來社會免責－《死亡自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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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照護者協助自殺和仁慈的殺人除罪化，當照護者走投無路而無法再繼續照護受照護者時，「如何處置」這些受照護者的責任，便會落在家庭照護者身上。政府也不再需要提供照護服務或落實照護者支援制度。

作者／兒玉真美

前述的伊齊基爾．伊曼紐爾在一九九七年的評論中，除了指出協助自殺合法後，醫師和美國國民就會習慣之外，還提出以下的看法：

「醫師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立法，會造成『疾病帶來的痛苦是病患自己必須負責』的反效果。

原本病患在眾人眼中是受到疾病所苦的犧牲者。立法核准協助自殺與安樂死，會讓眾人誤以為，該法給予病患透過同意注射或服用藥物來結束痛苦的權利。

患者倘若拒絕注射或服藥，代表自行選擇疼痛的人生，痛苦的責任反而轉嫁到患者身上。

一旦責任轉嫁到患者身上，醫護人員和看護在患者需要更積極的照護時也提不起勁，照護不充分時也不會有罪惡感。

負責安寧緩和醫療的相關人士，幾乎都強力反對醫師協助自殺和安樂死，恐怕就是擔心責任會在未經深思的情況下，輕鬆轉嫁到病患身上。」

伊曼紐爾的建議不僅可以用在患者身上，也能用在照護者身上。如同第一章所言，倘若照護者協助自殺和仁慈的殺人除罪化，當照護者走投無路而無法再繼續照護受照護者時，「如何處置」這些受照護者的責任，便會落在家庭照護者身上。政府也不再需要提供照護服務或落實照護者支援制度。

(圖片來源：pixta)

當今，全球市場經濟的利益結構，圍繞著科學與技術所創造的控制幻想，自主選擇和自主決定這些名詞所造成的責任轉嫁問題，以及專家和責任機關等社會免責的現象，已經逐漸普及於這樣的世界中。

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下，印度農夫只能購買美國製造的基改種子和基改種子用的農藥，才能繼續務農。儘管印度農夫也可以選擇不買，但是選擇購買的農夫能說是基於「自由意志，做出決定」嗎？

缺乏資源與產業的貧困國家中的貧困女性，為了養育孩子只得選擇當代理孕母。如果這種選擇也稱得上是「自主選擇」，不賣腎臟或眼角膜就活不下去的人，也是出於「自主決定」而販賣器官嗎？如果新型胎兒基因檢測普及，選擇生下障礙兒就變成「自主決定」，必須「自行負責」，社會便不再需要為此準備支援制度。

亞瑟．卡普蘭幾年前在愛爾蘭旅行之際，發現人群中有許多唐氏症患者，十分驚訝。反過來說，也代表他已經很久沒在美國看到唐氏症患者了。他因此擔心美國唐氏症人口減少，可能造成政府設立的唐氏症專案計畫、學校、居家生活支援隨之減少，甚至不再重視。

今後藉由基因檢測發現的疾病愈多，政府對於疾病與身心障礙的支援是否會如常進行，選擇不檢測的家長是否會遭人非議不負責任或缺乏道德，都在在令人擔憂。

卡普蘭所下的結論是：「世界並不見得會因為身心障礙者消失而變得更好。」